有关“文革”故事，由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大墙文学”肇始，二十年间一直是文艺创作历久不衰的热点题材。而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，直面农村社会，鸟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在这场浩劫中灾难性经历的作品，为数不算很多。这其中，张宝玺的长篇新作《沧桑》，当属在真实性和分寸感方面都把握较好的一部。
作品以京津沿线、运河岸上的苏坨村为背景，展开对中国农村三十多年沧桑变迁的宏大叙事和冷峻思考。从“三年困难”，“四清”运动，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到三中全会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，世象更迭，人事浮沉，人们从苏坨村六百多户人家的风风雨雨、命运遭际中，看到的是农民群众由贫穷困顿到安居乐业，农业生产由萎缩凋蔽到复苏发展，农村工作由僵化萧条到生机蓬勃的艰难进程。这种对中国农民、农业、农村问题客观、真实的叙写与揭示，显然与作者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和长期、深入的理性思考分不开。作品以“文革”为重点，以绝大部分篇幅再现了在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中，中国农村所发生的一幕幕是触目惊心的。烈士后代李倔犟，“大跃进”时因反抗“砸锅并灶”的强迫命令，被气瞎眼睛，“文革”开始后又在与造反派的斗争中双目失明，再遭惨祸。温顺贤良的女社员李秀英，为了保住父亲留下的唯一遗产雕花大立柜，女儿惨死在破“四旧”的棍棒下，自己也在悲愤交加中精神失常。支部书记、大队长李艳，为使集体林木不遭砍伐，误中坏人圈套而备受凌辱，慈蔼的老母也绝望死去。就连党的县纪监委书记，在危急之际也不得不将亲生骨肉放进笸箩，送入运河，一任孩子在前途未卜的洪流中飘泊颠沛。值得指出的是，作者在记述一小撮坏人无法无天的暴虐丑行时，并不局限在揭露和控诉的水平上，而是把它们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广大干部群众不屈不挠的抗争中，从而提示读者：错误的路线和政策一旦被坏人利用，将会招致何等惨烈的后果！这是作者的清醒之处，也是作品不同庸常的地方。小说以关爱的襟怀和深情的笔触着力塑造了公社党委书记赵坚、副书记兼苏坨村支部书记陈宏、支书兼大队长李艳这样三位引人尊敬又令人惋惜的基层干部形象，以大量的笔墨刻画他们的工作、生活与友谊、情感经历。应当说，他们都是一些一心为公，正直无私，对事业充满理想、无限忠诚，对人民一往情深、忧乐萦怀的好同志，实干家，却都在不同时期、不同的岗位上干了许多违背群众意愿，给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蠢事。让人喟然太息的是，他们在实施种种主观主义、脱离实际的瞎指挥，强迫群众去干自己根本反对的事情时，又都是出于对工作负责，与党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的高尚动机，因而满腔热忱，不遗余力。他们面对自己一手铸成的一系列错误和过失，总是怀着一种深刻的愧疚与痛苦，时时反躬自责，却又迷惘困惑，百思不得其解。甚至当他们在一个接一个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浪潮中被作为“走资派”、“修正主义苗子”整来整去的时候，也都在虔诚地进行反省，检讨自己，对组织、对上级不敢有任何的怀疑与埋怨。小说中的陈宏与李艳，从小青梅竹马，是一对纯洁的恋人，中专毕业后，先后抱着建设家乡，报效父老的崇高志向返回农村，在赵坚的培养扶持下走上基层领导岗位。按说一对志同道合的有情人早该美满结合，但由于公务繁忙，革命第一，又因在工作中意见分歧，互不服输，紧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又使他们遭受意想不到的打击，以致年过半百，仍然好事难成。即使如此，他们除过感叹命运的捉弄外，也都忠心不改，无怨无悔。直到三中全会以后，他们与赵坚一起旧地重游，所到之处，看见的是一派欣欣向荣、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，听到的是农民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绝于耳的深情颂扬，方才幡然顿悟：已往工作与人事中的种种挫折与不幸，根源端在唯书唯上，背离客观规律，损害人民利益；而今天的政通人和，则是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正确贯彻的结果。它年枉费推移力，今日中流任意行。真理是如此地朴素与明白，但为了获得这样一个真理性的认识，九亿农民和他们的领导者曾为之走过多少弯路，作过怎样艰辛的探索，付出过多么惨重的代价！鉴析至此，能不动容？
张宝玺是一位勤奋的、执着的业余作家。他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之余，把别人应筹、消闲的时间全用于文学创作，三十多年来已出版长篇小说八部，中短篇小说集三部。也许是由于时间的匆促，他的这部作品在故事结构、人物塑造，语言锤炼方面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，但我们无法对他求全责备。噩梦醒来是清晨——当人们随着他所讲述的故事获得某种启迪，因而更加庆幸和珍惜所处的时代遭逢的盛世时，我想，我们有理由对他表示祝贺，甚至感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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